60年来中国在外交领域非常之活跃，通过不断提出新主张、新倡议，来达到优化环境、扩大影响、树立形象和趋利避害的目的。

可以说，如今中国的外交理念已形成一个体系，其基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杠杆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旗帜是和平、发展、合作，远景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道路是和平发展，办法是互利共赢。

继承传统 与时俱进

中国外交理念变化的第一特征，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中国率先于1953年酿成、随后于1954年与印度和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反映了二战结束之后广大新独立国家维护主权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共同愿望。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领导人在传承与弘扬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力图开拓创新。

　　其一，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内和谐发展，对外和平合作”，这是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政策化，其中包含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传统主张。随后的发展是：“睦邻”派生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友好”派生出各种说法的“伙伴关系”如“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互利”派生出“双赢、共赢”；“合作”被提升到与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并列的高度。中国外交中还注入了富有感染力的文化传统因素如“和为贵”、“和而不同”、“以人为本”，这些反映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其二，从不同角度确立对象国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叫作周边国家关系是首要，大国关系是关键，发展中国家关系是基础。中国奉行全方位外交，提出要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将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完整化，包括国家利益原则、平等互利原则、不结盟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原则、共同发展原则、面向未来原则、多样性原则和联合国核心作用原则。中国从原先重视发展双边关系，到后来越来越积极参与多边活动。

　　其三，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的意思，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在安全、稳定的条件下加速社会经济建设；是要本着以人为本的目的，造福于中华民族，同时造福于全人类；是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并通过和平的途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避免来自内外的冲突和对抗；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亦即中国几代领导人所倡导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由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时代发展潮流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其四，提出推动建设以“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为内涵和谐地区、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的主张。

　　值得一提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对立物——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冷战后也抛出了不少新提法、新花样。例如：“有限主权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挑战国家主权原则；“侵略有理论”——挑战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先发制人论”——挑战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原则；“单边主义”、“单极世界论”——挑战主权平等原则与联合国地位；“文明冲突论”——挑战世界多样化论与和平共处亦即“和而不同”原则。这些“理论”虽曾风靡一时，但多半是要么夭折，要么用冠冕堂皇的外衣加以包装。

　　在务实基础上消除误解

　　中国外交理念变化的第二特征，是在务实基础上让外界消除误解。

　　其一，关于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关系。和平发展是主观既定方针，和平崛起则是客观表现形态，两者本质相同。主观上，使用和平发展的概念更为温和、妥帖，但是承认客观上的和平崛起，也是符合实际的。

　　其二，关于中国对世界影响的评估。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随着中国成为国际战略体系的重要平衡力量，由顺应时代潮流进入到逐渐引导时代潮流，因而“世界离不开中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对于中国影响力的评估，既不应过誉，也不必忌讳。

　　其三，关于“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机遇论”的较量。如今“中国机遇论”在国际上越来越占上风，但“中国威胁论”仍有市场。针对后者，李光耀先生曾说过非常公允的话，他责问“印度过去五年取得每年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的快速经济成长，为何不仅没引起世界的忧虑，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反而热衷到印度投资，以协助另一个重量级国家发展？为何以同样速度和平崛起的中国，却引来西方的忧虑？”中国有句名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也可用来解释“中国威胁论”的诱因之一。

第四，关于建立和谐世界的理解。中共十七大报告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说的是推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是和谐世界的内涵界定，如果将其随意解释夸大为“大同世界”，愿望再好，也只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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